第五章:文明之困
我们在金塞尔停了三天，桅杆修好了，麦凯又补了一些淡水和干粮。第四天早晨，“海鸥号”重新起航，向布里斯托尔驶去。
接下来的航程还算顺利。虽然风向不定，时顺时逆，但没有再遇到风暴。星期五逐渐适应了船上的生活，不再晕船，甚至能帮水手们干些活。麦凯对他颇为满意，私下对我说：“这个土著比你那些英国水手都好使。”
两天后的下午，布里斯托尔的码头出现在了船头。
我站在甲板上，看着那座熟悉的城市一点点靠近。这是我第二次回到这里，但这一次，我不再是一个人。
星期五站在我旁边，望着岸上密密麻麻的房子和街道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他问：“主人，那里就是英国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房子好多。”他说。
船靠岸后，我带着星期五走下跳板。莫丽在码头上等我——我出发前托人给她带了信，告诉她我会带一个人回来。她看见星期五，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平常的表情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先生，家里都准备好了。”
星期五跟着我们穿过码头、走过街道、来到我的房子前。他一路上一言不发，眼睛却不停地转动，看着每一样东西——马车、路灯、商店橱窗里的商品、街上穿着各色衣服的行人。他走得很快，脚步却放得很轻，像一只进入了陌生领地的动物。
进了家门，星期五站在客厅中间，一动不动。
我看着他。他的目光从天鹅绒椅子移到红木桌子上，从壁炉上的铜烛台移到墙上挂着的油画上。他伸手摸了摸桌子表面，然后缩回手，像是被烫了一下。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“滑，”他说，“太滑了。不像木头。”
在岛上，我们用的桌子是我用斧头砍出来的，表面粗糙，摸上去能感觉到木头的纹理。这张桌子被砂纸打磨过、上过蜡，摸上去像玻璃。
莫丽端来两杯茶，放在桌上。星期五看着那杯茶，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然后皱起眉头，放了回去。
“苦。”他说。
我笑了。“你慢慢就习惯了。”
他没有习惯。
第一个星期是最难的。星期五不会用刀叉——他用手抓饭吃，莫丽在旁边看着，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她不习惯。星期五不会睡床——第一晚他又从床上滚了下来，最后抱着被子去了地板。星期五不会穿鞋——我给他买了一双靴子，他穿上后走了两步就脱了下来，说“脚不会呼吸了”。
我教他用刀叉。他学得很认真，但叉子总是不听使唤，食物在盘子里跑来跑去，像活的一样。他气得把叉子扔在桌上，用手抓起一块面包塞进嘴里，说：“手比叉子好。”
我没有反驳他。在岛上，我也是用手吃饭的。回到英国后，我才重新学会了用刀叉。我花了三个月才习惯，我没理由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做到。
但最大的问题不是刀叉，也不是床和鞋子。
最大的问题是人。
邻居们知道我带回来一个土著，纷纷来拜访。他们坐在我的客厅里，端着茶杯，用那种好奇又带着一丝优越感的目光打量着星期五。星期五坐在角落里，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们。
“克鲁索先生，”一个姓威尔逊的商人问我，“你这个仆人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“他不是仆人，”我说，“他是我的朋友。”
“哦，”威尔逊笑了笑，“那你这个朋友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“我从岛上把他带回来的。”
“他会说英语吗？”
“会。”
威尔逊转向星期五，提高了声音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你——好——吗？”
星期五看着他，说：“我听得见。你不用喊。”
威尔逊的脸红了。他的太太在旁边捂着嘴笑。那天他们走的时候，威尔逊的脸色不太好。
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。有人问星期五是不是“吃人的野人”，有人问他有没有“被驯化”，有人当着星期五的面问我“他会不会咬人”。星期五每次都沉默着，等我替他回答。有一次，一个喝醉了的码头工人在街上拦住他，说要看看他的牙齿。星期五推开了他，那人倒在地上，爬起来后骂了一句“野蛮人”。
星期五回到家里，坐在客厅的地板上——他不喜欢坐椅子——一言不发。
我坐在他旁边。
“星期五，”我说，“你不用理那些人。”
“他们不喜欢我。”他说。
“他们不认识你。”
“他们不想认识我。”他说。
我沉默了。他说的是对的。
有一天，汤姆逊来看我。他和星期五见了面，握了手，聊了几句。汤姆逊问星期五在岛上最喜欢做什么，星期五说：“打山羊。”汤姆逊问怎么打，星期五比划了一下，然后两个人就聊开了。汤姆逊走的时候对我说：“这个年轻人不错。别让那些蠢货影响他。”
但那些“蠢货”无处不在。
星期五开始不愿意出门了。他整天待在屋子里，要么坐在地板上发呆，要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莫丽跟我说，她有一次看见星期五站在苹果树前，把手放在树干上，闭着眼睛，站了很久。
我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在想那座岛。
在岛上，他从来不需要想“我是谁”。他就是星期五，是部落里的人，是鲁滨逊的伙伴。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——打猎、生火、守夜、唱歌。每一天都是简单的、明确的。
可在这里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不是仆人，不是奴隶，不是朋友，不是家人。他只是一个“土著”，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看见他坐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，手里拿着一样东西。我走过去，借着月光看清了——那是一把刀。不是铁钉打的那把，那把在我腰间。他手里的是一把骨刀，刀柄上缠着褪了色的棕榈绳。
那是他自己做的。在岛上的时候，他用了三天时间，用一块羊肩胛骨磨出了这把刀。刀刃不太锋利，但他说“够用了”。
“你还留着这个。”我说。
“这是我的，”他说，“岛上的。”
他没有看我，只是盯着那把刀，拇指在刀刃上来回摩挲。刀刃早就不快了，磨不出什么声音。
“星期五，”我在他旁边坐下来，“你后悔吗？”
“后悔什么？”
“后悔跟我来这里。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苹果树的叶子在夜风中沙沙作响，和岛上的棕榈叶声音不同——更轻、更脆。
“不后悔，”他终于说，“你在哪里，我去哪里。”
“但你不开心。”
他没有否认。他把骨刀收起来，插进腰间的绳子里。
“主人，”他说，“我想学。学这里的规矩。学用叉子，学穿鞋，学不在地上睡觉。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野蛮人。”
“你不是野蛮人，”我说。
“他们觉得我是。”他说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（地板上），想了很久。我回想起自己刚回到英国时的感觉——那种格格不入、那种无所适从、那种“不知道该站在哪里”的迷茫。我以为那只是因为我在岛上待了太久，需要时间适应。可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不只是适应的问题。
那是一个关于“归属”的问题。我回到英国，是因为这里是“家”。可当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的时候，“家”就不存在了。
星期五比我更难。他离开的不只是一座岛，他离开的是他自己——那个会唱歌、会爬树、会用骨刀、不怕风暴的星期五。
在这里，他必须变成另一个人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。我只是坐在他旁边，在苹果树下，和他一起看着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。
月亮是一样的。无论在岛上还是在英国，月亮都是一样的。